增强市场信心是当务之急

2017-09-20 09:15

[针对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保尔森给出了三大建议:大幅削减钢铁等行业的过剩产能、推动需求侧的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审慎地利用供给侧的财政工具,为效率低下的传统行业向新的增长行业转型提供支持。]

在刚刚过去的上海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推动结构性改革、发展绿色金融以驱动全球增长等长期话题备受关注。当然,如汇率波动等短期话题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其中人民币无疑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ankPaulson)在会议期间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维稳人民币汇率以增强市场信心是当务之急,“当全球市场下跌、信心不足时,汇率稳定至关重要。当前,建立信心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货币的币值是经济情况的代表,而当各界对于一个经济体信心不足时,汇率就会贬值。”本次G20会议公报中重申了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针对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保尔森给出了三大建议:大幅削减钢铁等行业的过剩产能、推动需求侧的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审慎地利用供给侧的财政工具,为效率低下的传统行业向新的增长行业转型提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保尔森基金会和中国央行近年来始终致力于推动绿色金融,而这也成了2016年中国G20会议的重点议程之一,同样也是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一环。

“绿色科技的先期投入很大,因此我们需要为绿色科技融资,这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障碍。中国尤其强调绿色债券的重要性,例如15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在年初发行,”保尔森建议,“也可以发起绿色基金来为绿色科技项目融资,在这一方面,保尔森基金会将与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动绿色科技的发展。”

中国G20聚焦绿色金融

第一财经日报:保尔森基金会始终聚焦绿色金融。为何绿色金融当前如此重要?

保尔森:绿色金融非常重要,其实在巴黎气候变化峰会闭幕之后,每个国家都有减排目标,这都是自愿的,但仅仅有目标不足以扭转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唯一有效的是推进全球绿色科技,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当然,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例如在中国,其需要动用几万亿美元来治理环境,而政府可能只有15%的资金。好在我们拥有优秀的技术,也有私营部门融资的空间。但科技的先期花费十分巨大,要到后期才会慢慢产生回报,因此需要发起民间融资。

不过,私营部门融资只有在政府创造良好融资环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被带动起来,因此政府需要推出相关政策、监管、补贴、新模式来推动绿色金融,这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一步。因此将绿色金融纳入G20议程极为关键,这也必将受到各界关注,这是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领域,而这一模式可以在全球复制推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日报:PPP(公私合营)模式是十分重要的,而在私营融资方面,你认为中国或将面临的最大阻碍是什么?保尔森基金会将如何提供帮助?

保尔森:就像我此前所述,绿色科技的先期投入很大,因此我们需要为绿色科技融资,这是主要的障碍。中国尤其强调绿色债券的重要性,例如150亿美元绿色债券在年初发行。

此外,也可以发起绿色基金来为绿色科技项目融资,在这一方面,保尔森基金会将与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动绿色科技的发展,尤其是节能建筑,这是很重要的领域,因为约40%的排放是源于建筑,因此这是一个能够真正改变格局的领域。

但我认为,融资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阻碍或挑战在于人员培训、能力建设和教育方面。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才能真正知道如何将新技术与实际建筑或其他产品相结合,并更好地推动项目的执行。此外,电力定价也与能源效率息息相关,因此可能还需制定新的定价模型。

日报:你对于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2016年G20峰会有何期待?

保尔森:我认为G20是一个强有力的平台。在2008年危机之时,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随即于同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应对金融危机,而现在是聚焦当前全球重要问题的时候了,G20无疑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石。

当前,全球对于中国经济理解度不足,全球信心处于低位,因此我认为G20应该发挥其作用,聚集各国探讨全球形势,协调全球经济政策,并释放积极信号,中国领导人也要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当然,绿色金融也会受到很大关注。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

日报:由于全球缺乏信心,所以全球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放缓反应过度。中国央行当前也面临挑战,一方面要维稳人民币,另一方面又会消耗太多外汇储备,境外投机势力始终存在。你认为中国央行要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保尔森:中国要迈向由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模式,因此中国的汇改是必要且正确的举动。当全球市场下跌、信心不足时,汇率稳定至关重要。当前,建立信心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货币的币值是经济的代表,而当各界对于一个经济体信心不足时,汇率就会贬值。

我认为近期中国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建立信心。

做法之一是大幅削减钢铁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中国应该让部分钢铁企业和部分亏损国企真正破产,这样就可以表明,这一次并不是通过行业整合,而是允许用破产的方式来切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其次是需求侧的财税体制改革,眼下这么做的意义尤其重大。这方面的措施应该包括旨在鼓励民营企业和创新的营业税下调,以及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的举措。

第三,中国还可以审慎地利用供给侧的财政工具,为效率低下的传统行业向新的增长行业转型提供支持。

日报: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格局下,你认为“新广场协议”或汇率协调机制是否必要?

保尔森:我认为“广场协议”的签订是在一个特定条件下,当前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增强信心、维持经济稳定。只要能做到这两点,可以慢慢再考虑其他必要事项。

日报:当前中国正在考虑设计适合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美国、英国、欧洲都有不同的模式。你认为“一行三会”合并是一个好的模式吗?

保尔森:就我看来,不同的结构都能协调得很好,不论是用何种模式,都可以很好地运作。你可以兼并多方监管层,并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行为监管局,负责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当然你也可以采取分业监管模式。

关键在于,这都需要到位和清晰的监管,加强执行力,建立良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不断发展其金融体系,推动改革、鼓励金融开放。我始终认为,若一国希望成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就必须具备一个成熟、发达的金融体系。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对于外国投资者设有一定限制。

日报:在这一方面,你认为央行是否需要在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保尔森:当然是如此。央行当前在中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个人也是周小川行长的支持者,全球市场也对他领导下的中国央行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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